1935年1月17日，开了三天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收口。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州股票配资公司电话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在党中央取得领导地位。
会一散，两支笔同时动起来。
一支在遵义城里：中央红军告别百姓，向土城方向进发。另一支在南京：蒋介石一面应付着日本的步步紧逼，一面仍然抱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不放，指示贺国光借着剿共的由头逼刘湘出兵，顺带让中央军渗进四川。
这两句摆在一起看，味道就出来了——表面上双方是“合剿”，底下全在互相提防。蒋介石要的是把四川从刘湘手里拿出来，刘湘要的是保住自己那块地盘，谁也没把红军当成唯一的事。
这一集里还落了几笔散线：陈赓知道自己恢复了党籍，激动万分；新任红四团团长黄开湘到军委首长面前报到；松坎红四团的驻地，耿飚即将调往师部，跟搭档许久的杨成武和战士们难舍难分；年轻医生龙雨勤遇到一个少年求助，得知桑木垭几十名乡亲染了伤寒，已经死了几个人，她征得贺诚同意，进山去治病，说治完立刻追赶大部队。
还有个细节值得留意：红军原先的打算是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。可四川是谁的地盘？刘湘的。这道题从一开始就不是“能不能打进去”，而是“刘湘肯不肯让路”。
刘湘派出的那两个人
红军要北渡长江、进川西北，摆在最前面的是两道关卡：潘文华和郭勋祺。
潘文华是川军里的老人，刘湘手下的“长江南岸剿共总指挥”。1935年1月16日，红军刚进占遵义，刘湘就和潘文华在泸州紧急开了个军事作战会议，判断红军可能从綦江北出、攻取重庆，于是调兵沿江布防。
郭勋祺是潘文华带出来的人，这时挂着总预备队指挥官的名头。刘湘的命令很清楚：让他率部南下，到贵州温水一带堵截红一军团。1月23日他赶到温水，红一军团已经全部通过；改堵截为追击，24日在良村以西的梅溪河跟红军中央纵队撞上，打了大半天，当晚被挡在良村前进不得。
再往后就是1月28日的土城战斗。
这一仗的要害在一份错掉的情报上。红军这边判断，当面川军只有一个旅、四个团，兵力相当，正好一口吃掉。刘伯承当时也说过，离开川军多年，刘湘现在什么底细他也不清楚。可对面摆在青杠坡上的，不是四个团，而是潘佐部共两个旅六个团，上万人，而且是刘湘手底下装备最好、训练最严的那一支。
红军把火力一层层往上压，红三军团、红五军团轮番冲锋；川军依托地形抢先占了营盘顶、桐梓窝、尖山几处高地，工事修得讲究，火力配得密。阵地反复易手，有些高地一天里换了十几次。朱德把帽子一甩，端着枪要上火线，是警卫员死死抱住才没让他上去。打到中午，陈赓带着干部团顶到最前面，才把战线稳住。
这场仗，双方各伤亡约三千人，打成了一场惨烈的平手。当晚毛泽东在土城老街一间民房里开了紧急会，判断很直接：原定北渡长江已经走不通，唯一出路是撤出战斗、西渡赤水。29日拂晓前，主力分三路渡河。
这就是一渡赤水。毛泽东后来回忆长征，把土城列为一次败仗。但正是这次被迫的转身，把后面那盘四渡赤水的大棋推上了桌面。
郭勋祺就凭这一仗出了名。战后他升任模范师师长。
他是从裹腿兵爬上来的
郭勋祺，1895年9月14日生在四川华阳永兴乡，今属成都双流。原名郭勋，字翼之，号海波。
他三岁丧父、七岁丧母，是祖母和伯父一手带大的。读过几年私塾，仰慕岳飞、戚继光，后来家里实在撑不住，去药铺当过学徒。1912年，尹昌衡招兵西征，17岁的郭勋祺应募当了二等兵，跟着队伍进了西藏。
他升得快，靠的是两样：敢冲，再加能跟士兵同甘共苦。从班长、排长、连长一路到团长，后来随潘文华投了刘湘，1921年就当上了旅长。他圆脸圆眼睛，外号“熊猫”；上了战场又猛得不像话，军中叫他“郭莽子”。
军事能力上，他有个别的川军将领没有的底色。这支部队是刘湘手里出了名的精锐，官兵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，在川军里被叫作“模范师”。更要紧的是，他早年跟陈毅、刘伯承这些人熟，对共产党那套政治工作的办法颇为欣赏，在自己的部队里也照着做。这就解释了一件事——红军这边普遍还把川军当成“一手步枪一手烟枪”的双枪兵，真交上手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1922年他在万县认识陈毅，两个人年纪相仿，都爱踢足球，在球场上抢过几个来回就成了朋友。陈毅后来到重庆办报，两人往来更密。1925年他参加了莲花池的国民党（左派）省党部活动，结识杨闇公；1926年9月，杨闇公秘密召集军事会议筹备顺泸起义，他是被邀请的十二人之一。
这些事被刘湘手下的人盯上了，屡次进谗，他被撤了旅长的实职，给个副师长的空衔——明升暗降，兵权拿走。
1927年“三三一”惨案那几天，他做的事更能说明他是哪种人。惨案前一天中午，他跑到开会的地方报信，说有人要破坏第二天的群众大会；当晚又派人送信劝萧华清别去。第二天上午他还是带着几个弁兵陪着去了会场，临开会前被师长叫走，留下两名弁兵护着杨闇公。天黑之后，萧华清和周钦岳躲进了他家。
也是那前后，陈毅在四川待不住了，连夜去敲他的门。他什么都没问，先让人吃饭休息。第二天陈毅索性摊牌：我是共产党，现在到处在抓我，你可以把我交出去领赏。郭勋祺急了：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。他给陈毅买了张去武汉的日本客轮头等舱票，派武装弁兵围着，装成在护送什么大人物，特务上船盘查，看见这阵势立正敬礼就放行了。
一个国民党旅长，在白色恐怖最浓的时候，把日后的开国元帅送出了死地。
抗战：他打出了伤，也打出了祸
1937年卢沟桥枪响，川军出川。
他的部队改编为第一四四师。11月，他奉命拱卫南京、掩护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中央军主力。11月26日，日军配着二十多架飞机对川军阵地狂轰滥炸，他指挥部队把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引进中央炮兵的有效射区，一炮打中了最前面那辆坦克。日军后撤，他带头冲出阵地追杀，那天阵地上留下了近三百具日军尸体。第二天日军改用坦克冲锋，中央炮兵已经撤走，反坦克火力没了，他就组织敢死队，士兵每人带一束手榴弹，拼死往坦克上扑。
他本人在战斗中左大腿中弹，伤到筋骨和动脉。他没下阵地，坚持督战到深夜才把职务交给参谋长代理，被送往南京——到了南京才发现全城找不到能治这种伤的医生，转去芜湖也没药。伤口没长好，他拄着拐又回了战场。
这一战，他的第一四四师以伤亡官兵逾千、师长重伤的代价，掩护了中央军三十余万主力安全撤离。
1938年春伤愈归队，以战功升任第五十军军长，军部设在皖南。而当时新四军的军部，离他不到五十公里。
这一段，他做的就不只是打仗了。1938年他指挥部队佯攻芜湖，同时通知新四军第三支队配合作战，一战之后给新四军送去子弹三万发、军服和白衬衣各五百套。从1938年到1939年，他多次给新四军补军需物资、医护用品，连蒋介石发给他那份“防共”密电都拿给新四军的人看。
诬陷、罢职、软禁
这一切被安插在他部队里的国民党特务盯着。第五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就是蒋介石的人，暗中把郭勋祺跟新四军交往的情况一桩桩报上去。
1939年1月，他因功晋升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，仍兼第五十军军长。到年底，蒋介石借口“作战不力”，把他从本部调走。撤职令下达时他正在前线视察，收到电报后只叹了一句：我一片抗日救国的雄心，就这样被无辜地断送了。
有资料记，他被“护送”回重庆之后遭软禁，此后进陆军大学学习，在重庆闲居——一个正当壮年、战功赫赫的抗日将领，就这样被闲置了将近十年。（这一段的具体处置方式，各方记述不完全一致，“软禁”的说法多见于公开史料梳理文章，细节仍可再考。）
还有一件事，是后来才被看清的。蒋介石撤掉他，并不只是为了他“通共”。几个月之后，1941年1月，顾祝同指挥上官云相在皖南对新四军军部动手，酿成皖南事变。不让一个跟新四军有交情的将领待在那个防区，是这场事变之前早就铺好的一步。
襄樊被俘，他说要见陈毅
1947年，赋闲许久的他被重新启用，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，搭档司令是康泽。康泽是特务出身，不懂具体指挥，两个人在守城部署上各说各的。1948年7月，襄阳城破，两人一同被俘。
按他这种身份，后果不难想。可他一开口，说的是：我要见陈毅。
二十六年前那一趟船票，在这个时候兑了现。
中原野战军那边很快来了电报。总的意思是：康泽上镣铐、严加看管；郭勋祺要以礼相待，立刻护送到司令部，不能让他受一点委屈。王近山亲自给他挑了一匹马，康泽坐囚车，他骑马走了一百多里；到了司令部，陈毅设宴，两个老友坐下来，把当年的事、把眼前的战局，一件一件聊开。
他没有进过一天战犯管理所，也没有接受过一次思想改造。
最后：成都城里的那五个师
1948年底，他被派回四川做策反。这一趟的任务分量极重——四川是蒋介石手里最后一块大陆屏障，硬打，必是一场伤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。
他手里握着的东西别人替代不了：在川军里几十年，门生故旧遍布各级部队。据说当时在四川，蒋介石的命令未必出得了省政府，郭勋祺的一句话却能直送到团营一级。
1949年5月到12月，他直接促成了在成都的五个师起义。这几支部队临阵转向，把国民党苦心布置的城防体系掏空了，成都和平解放。
四川解放后，他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、四川省水利厅厅长、四川省体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。放下枪杆的郭勋祺，管交通就去看路况、推路网；管水利就往田间地头跑；管体育就尽力推动地方文体事业。正厅级的岗位，他干得踏实，没有半点旧日将军的架子。
1959年12月28日温州股票配资公司电话，郭勋祺在成都病逝，享年64岁。安葬在成都磨盘山公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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